薛永年
世界虽大，绘画机构虽多，唯独中国才有政府设立的画院。中国画院虽多，除去个别民办画院以外，也仅有四川省的画院才叫诗书画院，当代画院的兴办，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和持续不断，尤其离不开建国之初为坚持新美术的民族特点而兴办画院的远见卓识。四川省诗书画院的成立，更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实现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有力举措。
中国古代的画院之称，最早见於唐代，称为“集贤画院”，设在中央机构中书省之下。它的职能是访求名迹，管理、鉴别、修整和保护皇家藏画，不以创作为主要任务。以创作为主要任务的画院，叫“翰林图画院”，创设於宋，孕育於五代。五代的西蜀、南唐，沿袭唐玄宗时代的新制，设立翰林院，管理文辞翰墨才艺人士，由于唐明皇及唐僖宗先后入川避难，卢愣伽、孙位等名家亦随辇而来，所以西蜀翰林院中画家众多，画事犹盛，在孟蜀时代即任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的著名画家黄筌，还一度担任整个翰林院的负责人，他的儿子黄居寀始而供奉西蜀，继之服务北宋，受到宋太祖和宋太宗的高度重视，既令其搜求鉴选名画，又以之从事创作。“翰林图画院”于太平兴国九年（公元984）创建后，黄居寀遂成为院中的权威，黄筌、黄居寀父子的画法风格也成了画院绘画的标准样式，如宋代《宣和画谱》所称“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
黄氏一门之所以在宫廷画院成立之初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非偶然，究其原因至少有两点：其一，是在师法造化的基础上极尽物情物态描绘之能事，进而创建了适应皇家和贵族审美趣味的富丽堂皇的主流风格。其二是，因隶职文苑待从之臣众多的翰林院，又兼有鉴赏品评研究历代名作的任务，因而在创作中达到了“形似”、“气韵”兼备，构筑了动人以情发人以思的意境，从黄居寀的《山鹧棘雀图》可见一斑，应该说，西蜀画家黄氏一门在院画早期传统的奠立上，起到了影响深远的作用。其后，画院制度在两宋得到了空前发展，画院以精于体物妙于寓兴的创作理念，以“画者文之极”的文化自觉，以诗情启发画意的创作意识，丰富深化了古代院画的优良传统。
二十世纪以来，因为民族振兴成了迫不及待的使命，向西方寻求真理成了当时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西学的引进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无疑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演进，但“言必称希腊”的盲目崇拜，不仅导致了极端的片面性，也易于忽视“古为今用”的重要意义，比如随着学堂的兴办，西式的美术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传统的画院却随帝制的废除而烟消云散，直到新中国建成后的五十年代中期，为了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新方针，基于对上世纪初以来某些否定传统主张的深刻反思，才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创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画院，开始了中国画院史上的崭新阶段。中国画院的成立，为坚持中国新美术的民族特点，使优秀传统发扬光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五、六十年代，北京、上海、江苏三大中国画院把研究传统与探讨创新结合起来，把团结画家和提高画家结合起来，把繁荣创作与培养新人结合起来，把师造化与师古人结合起来，把写生与临摹结合起来，把写意的精神与写实的因素结合起来，把个人创作与集体探求结合起来，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画在传统基础上的复兴，推出了许多“笔墨当随时代”的优秀作品和“借古以开今”的新手，为兴办社会主义的中国画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然而，十年 “文革”不仅给各项事业带来了深重危害，而且对古代传统和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全盘否定，也涉及了画院的兴办与发展，一些中国画院开始变成了一般的美术创作机构，本土画种与外来画种并置，致使着意扶植发展民族绘画的原有含义被无形削弱和明显遮蔽了。进入新时期之初，人们普遍受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鼓舞，但在开放交流的情势下却对中国传统美术的现代转型缺乏自觉，盲目追随西方文化的思潮开始萌动，妄称“中国画已穷途末路”的谬论开始滋生，正是在这一文化发展的重要关头，亦即所谓“八五美术新潮”的风雨欲来之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其对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发展的深刻洞见和对四川历史文化的精深了解，亲自提出了设立四川省书画院的倡议，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亦以同样的卓识支持并落实了这一瞩意深远的重要举措，在画院的筹办中，又吸取了张爱萍上将在定名上添加“诗”字的建议，於1984年在成都建成了政府高度重视的四川省诗书画院。四川省诗书画院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画院史上又一个崭新的阶段，其重要意义在於，既在开放的形势下放眼世界，又自觉地将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植根於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之上，它理所当然地昭示了改革开放时期发展中国美术的正确道路。
四川省诗书画院在成立之始，即以发挥光大传统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并引导精神文化健康发展为已任，以改革开放的襟怀吸取古代画院和新中国画院的经验并加以发展。建院以来，画院在三任院长杨超、杨析综、秦玉琴的领导下集思广益，完善了办院的基本思路。这基本思路据我了解大致包括如下数点：一是面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西方文化借经济实力向发展中国家渗透的情势，坚定不移地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旗帜鲜明地弘扬民族文化，以出作品、出人才为宗旨，深入发掘、研究、继承优良传统与努力探索、创新相结合，以实现创作上时代性、民族性与个性的统一为追求。二是针对市场经济大潮席卷神州，绘画作为特殊商品开始流通的情况，以清醒的头脑保持精神生产的质量与品位，提倡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时风，坚持深研传统，立足贴近生活，认真写生，广泛采风，以踏实深入的作风直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三是基于姑息作风的消散和竞争意识的增强，自觉摆脱“文人相轻”的旧习，培植“文人相亲”的美德，既充分发挥个人的创作自由，又重视砥砺切磋，团结共进。四是顺应开放搞活的形势，与时共进，开门办院，扩大交流，以开放的姿态开门办学教学相长，作育人才，加强省内外交流，推进创作；同时积极开展海外交流，弘扬中华文化。五是以中国画、中国书法的创作研究为主体，同时创办旨在促进当代传统诗词创作研究的学术刊物《岷峨诗稿》，以继承诗书画相得益彰的优良传统。经过三十年来画院上下的一致努力，如今四川省诗书画院已拥有一支精锐有力的人才队伍，不断推出有影响力的精品，已成为弘扬民族绘画中兴巴蜀文化传统锐意推陈出新的中坚力量，在全国书画创作研究机构中具有了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从历年的书画作品可以看出，陆续进入四川省诗书画院的新锐，在持续的变法图新中多已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诸如戴卫的精深逸宕，何应辉的宏博清超，彭先诚的淋漓要妙，张士莹的简厚苍率，秦天柱的明洁清新，刘朴的雄强浑朴，郭汝愚的典雅精严，周明安的英武有情，袁生中的精妙生动，罗智慧的细腻浪漫，管苠棡的雄谲大气，周裕国的磅礴苍郁，王生勇的冲和幽微，张剑的隽逸活脱，刘新德的浑秀松秀……可称众美并呈，各擅胜场。但作为一个朝夕相处的整体，也还有着不大被人们关注的共同趋向，共同趋向之一，是以民族传统为根基广取博收积极整合，有效扩大中国画的表现力，自古以来巴蜀文化即秉天地之灵和，人文之荟萃，锺灵毓秀，奇绝一方，但随后便融会了楚文化的浪漫，秦晋文化的雄强，中原文化的雄厚，吴越文化的秀丽，从而形成恢诡、灵异、兼容、浪漫的优势特征。安史之乱中明皇幸蜀，抗日战争中陪都之设，更使四川成全国的主流文化中心，创造出代表时代最高点的文化。四川省诗书画院的画家们大多能立足本土放眼全球地发扬这一传统，有体有用地整合各种资源，大多以传统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和笔墨语言为基础，在向纵深开发的同时，辅以水墨写实的造型功力，补充以西方现代艺术处理形色与平面的手段，改变了一味追求西式写实或西式抽象的囫囵呑枣，又巧妙地融会西画之长，因而在个性发挥的同时，具有了时代气息和民族特点。
共同趋向之二，是在对诗书画关系的深层理解中深化立意和创造意境，追求诗情书意乃至哲理的统一，以期深化绘画作品的精神内蕴。一般而言，西方的绘画来源於对自然的理性认识与积极模仿，十分着重与自然科学有关的视觉幻象的现场感，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虽然走向抽象，但依然被自然科学指示的规律所左右，因而更看重作用于视觉的绘画性，中国绘画则发端於天人合一观下对自然的把握与感悟，十分重视绘画之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化含量，一向反对“人为物役”而影响精神的提升与超越，从不满足於现场的视觉刺激而自觉地追求“象外意”。惟其如此，中国绘画便在发展中与并无现场感的书法和并不直接作用于视觉的诗歌结合在一起。书画关系，就是石涛所谓的“画法关通书法津”，是在孙过庭指出的“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的本质要求下，讲求笔法及其运动的抒情功用和概括宇宙法则导致的形式美感。诗画关系，即苏轼所谓的“诗画本一律”，是诗画二者在“天工与清新”上别无二致的追求，既要使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世界有如天造地设之境，又以独特的创造力不落前人窠臼地抒写内心感受，实际上，在绘画作品中追求诗书画的结合，远非以书法写上题诗而已，而是要表达“超以象外”的意境，表达超越具体事物的神思、感悟与体验。这种在绘画中讲求书意诗情的主张，实际上是在有限的可视形象中注入超时空的深厚的生活感知与文化积淀，即运用绘画性又超越绘画性地引导观者共同参与。四川省诗书画院的画家们，并不都是书法家，也不是个个能诗，但却在画院定名为诗书画院的启迪下，面向当代生活，在钻研传统与投身艺术实践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领悟了在绘画中追求书意诗情的深刻道理，因此他们的佳作不着力於强化刺激观者的视官能而是通过发人想象的意境和精微奥妙的笔墨引导观者的思维，唤起相应的综合感受，深入人们的心灵深处，其中的精妙之作又以动人的情思甚至隽永的哲理引导观者精神的感悟与升华，这虽然并不能说为该院画家所特有，但该院的一些作品即表现得更为充分。
在近十年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美术事业空前发展繁荣的大形势下，四川省诗书画院一如既往地坚持前述办院的基本思路，以改革开放的精神为实现更高层次的持续发展不懈努力，成果更加显著。该院书画家们创作研究的发展，也在体现上述两个共同趋向的基础上自觉调整、深化、提升着各自的艺术风格，佳作频年迭出。究其概要不外如下特征：其一，以更为坚定的信心与更为精深的探求凸显出对中国画民族文化属性的根本诉求，体现了提升自身传统文化素养与作品人文内涵的文化自觉性；其二，在继承与创造的实践中将笔墨作为涵养传统、涵养心性、潜通生活体验的关纽，从而大大加深了对诗书画内在关系与中国画本质精神的体悟；其三，在各自原所擅长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向其它相关领域探进，既力求打通又突出重点，从而在艺术领域中获取更为全面而丰厚的滋养，并产生了一大批成功的新成果。正是在前述诸方面的推进中，涌现出戴卫、彭先诚、刘朴等成就突出、为全国业界所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名家，为提升该院精锐有力的人才队伍在全国的整体影响力增添了亮点。
政府开设画院，是当代中国艺术体制中的一大特点，回顾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新中国画院史的发展，可以看到先办中国画院 ，继而在办中国画院中强调诗书画深层关系反映的中国文化精神，甚至定名为诗书画院，无不是基於高瞻远瞩的与时俱进，三绝诗书画与诗书画结合，似乎是老生常谈，然而经过真正懂得中国艺术文化奥秘的老一代革命者的精心倡导和四川省诗书画院同仁的努力实践，已经愈益显示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深远意义。当代世界各民族的现代化对西方模式突破，为好学深思者提供了多元文化的视角，召示了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过程中珍视各民族文化传统继承性的必要，有了这种自觉意识，才能在多元化的世界美术格局中坚持自己的民族身份以回应西方文化在深层价值领域的挑战，四川省诗书画院的领导和画家们分明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而一往无前地努力，这是尤足令人欣慰的。
二0一四年六月十五日 ，据旧稿增补于北京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所中国美术史中心主任、博导、教授 ，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兼该馆书画院副院长 ，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
